12月3日，《人民日報》刊發《提高勞動所得是大勢所趨》 一文稱：提高勞動所得盡管是民心所向、大勢所趨，但真正落實還必須依賴強有力的法律和制度保障。目前，中國盡管已出臺最低工資制度，但實施情況并不盡如人意；工資增長機制也不健全，具有很大的隨意性。楊宜勇（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認為，要改變這種現狀，有效途徑應是從制度和機制上突破，建立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和支付保障機制，即按照GDP增長比例確定勞動者報酬調整的幅度和頻率，確保職工工資增長與國民經濟增長同步。楊宜勇還說，“除此，還必須在企業和勞動者之間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談判機制，在實現企業信息公開化的基礎上，提高普通勞動者與企業談判的能力，提高自身的收入水平。”
這些年，我國社會兩極分化日趨嚴重，一個國際上用以綜合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狀況的重要分析指標基尼系數，早在2000年開起就已越過0.4的警戒線。在部分人已經可以躋身國際排名榜的富豪行列時，更多的中國老百姓卻是眼瞅著自己被“共同富裕”甩進了太平洋。

現象人人都看得到，為什么這樣一個“大勢所趨、人心所向”的勞動者得其所得就比登天摘星還要難呢？

時下，國家對于企業分配制度的干預，惟一具有強制性的就是最低工資制度，而就是這一制度，也在具體的執行中存在諸多不盡如人意的問題。一是執行不到位，二是執行最低工資成為不少用人單位不加薪又不違法的“尚方寶劍”，三是鑒于金融危機下政府“救市”的決心和努力，一些企業經營者甚至趁勢對最低工資制度都開始抱怨，且其聲音還不低。據資料表明，2008年，我國大陸最低工作標準最高的也不過1000元，而只在深圳特區內實行，像上海這樣的“國際大都市”，其最低工資標準尚未破千，僅為960元，不足境外香港最低工資的30%.

如果國家沒有強制手段，所謂的“職工工資增長機制”都是空話一句。自我國確立了市場經濟以來，國家在企業分配制度上實行的除最低工作外，其他有關的工資集體協商、勞動力市場工資指導價格等等制度，實際作用式微。誠如楊宜勇所言，要改變這種現狀，必須在制度和機制上突破。但是如何突破，楊所長并沒有給出答案。以筆者之拙見，既然企業的分配自主權在企業，那么國家要干預的除了基本的勞工標準和勞動條件之外，似乎也很難將手伸到企業內部對職工的具體工資指手畫腳，而惟一可行的，就是如何賦予勞動者有足夠的力量可以與企業平起平坐談判工資，企業也不會有恃無恐到要么把工人當魚肉，要么讓工人自己為了點工資跳樓去的事件此起彼伏。